秦刚丨沦陷时期南京电影院迁变探考——解析《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
内容提要
淞沪抗战爆发，南京成为日军空袭目标后，南京市内各电影院均被迫停业。首都失陷之际，部分影院及周边街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和破坏。东宝电影公司的内部文件《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记录了1938年8月前后市内各影院的实际状况，提供了详细查考沦陷时期南京电影放映业的复业过程与生态迁变的关键线索。由川喜多长政担任专务董事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将先行易主后复业的重点影院占用为直营馆和发行馆，并修缮了南京陷落后被烧毁的大华大戏院，以强化电影为工具的奴化思想宣传。囊括“四大戏院”在内的中华电影公司的直营馆和发行馆，构成了南京沦陷时期电影放映体系的基本格局。
民国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时，南京尚未有一家电影专映馆，经过十年的首都规划建设，南京电影院的繁华已被认为仅次于上海。有见证者称“战前，南京影院事业颇见发达，除上海外，影片营业以南京为第一，影院规模如大华新都数家，其宏伟矞丽，殊不亚于上海之大光明、南京”①。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各电影院在日军屠城后经历过怎样的遭际与劫难？又是如何复业或衰落？这无疑是沦陷期电影史研究、南京市民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937年的大华大戏院
1943年前后的南京新街口中正路，现改名为中山南路，图片可见1935年建成的“大华大戏院”海达・莫里循（Hedda Morrison，1908〜1991）摄影
关于沦陷八年间南京电影院的迁变状况，囿于基础资料的不备，其基本概况尚有待系统梳理，探究了同时期南京社会生活诸多侧面的经盛鸿著《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②中尚未及详述。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仅有徐沁逸的《沦陷后南京电影院放映业记略（1938-1940）》③对此有所涉足，但在运用资料和论述范围上都还有所局限。
笔者数年前在东京见到一份私人收藏的东宝电影公司内部文件，调查于1938年8月的《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它是了解当时南京影院变迁的重要史料，经资料保存者同意，已将其原文在日本出版物上翻刻公布④。鉴于这份报告书的文献价值，本文将其全文译成中文，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征引同时期中文报刊资料与日文影史文献对其进行考证和补遗，借此稽考沦陷后南京各电影院的损毁状况、复业过程以及名称流变，以补充沦陷区电影传播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同时勾勒出日伪统治下南京电影放映业的基本概况。为此，首先需要再现的是1937年沦陷前夕首都影剧院的流光掠影。
一、1937年的南京电影院
《电影事业在南京》《世界晨报》1937.7.19
“七七事变”爆发仅两周后，1937年7月19日的《世界晨报》刊有一篇题为《电影事业在南京》的文章，其开篇称“除了上海,南京现有的电影事业比起天津、汉口、广州来，以极短促的时间，已和它们同样活跃地，成为当地繁荣的支柱之一。而且南京的第一流的电影院的设备，在质的方面，也足够正视上海的第一流电影院而无愧色”。又称“南京现有的电影院在数量上超出了十处”，“第一流的电影院，因着选片的水准较高，并因其设备上的完美，自然的一般经济的、教育的条件较为优良的男女各色人等所喜好”。“至于那些小电影院，他们找来一些陈旧到难于再用的神怪武侠片，以低廉的代价放映在布幕上，围集在布幕前的，有小店员，有公馆车夫与娘姨大姐之类。”⑤文章对南京市民电影娱乐状况的描摹堪称细致生动，但其作者必定始料未及的是，卢沟桥上已高高燃起的硝烟和战火顷刻间就将波及到上海、南京，该文所叙述和记录的，已注定是民国首都电影业最后一瞬的繁华。
“直至国民政府奠都以后，首都的各种事业，莫不勃然兴起，一日千里，影戏院也就是其中之一，在近一年来，影戏院风起云涌，有如春笋之怒发，而滋生不已，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家了。”⑥ 这是孙中山遗体奉安大典结束不久后，1929年6月29日《时事新报》上题为《新都之电影事业》的报道。在总理灵柩决定安葬南京之际，国民政府成立了总理葬事筹备处来京主事，主事人员深感南京现代娱乐业的落后，建议创设影院，得到各方支持响应⑦。1929年作为第一家在南京办理公司登记的国民大戏院有限公司成立，并于花牌楼杨公井建造国民大戏院，该戏院的建筑由承建中山陵第二部工程的新金记营造厂承建，是南京首家专门放映有声电影的高档影院，于同年5月15日正式揭幕，并为南京带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影院的新模式⑧ 。在1929年的一年间，先后有二郎庙蔡家花园的中华影戏院、二郎庙的新光影戏院（后改名陶陶大戏院）、建于姚家巷的南京大戏院、建于中山路新街口的世界大戏院等相继落成开幕，南京电影院快速步入发展期。
1930年以城南夫子庙为娱乐中心地，首都电影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并在贡院街84号创建首都大戏院，于2月15日开幕。五年后该公司又在中山路100号建造新都大戏院，1935年6月28日开幕，时任南京市市长致辞并剪彩⑨。1935年中山路中央商场开始筹建，大华大戏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山路67号建造大华大戏院，由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主持设计，1936年5月28日开幕，该影院是南京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影院，外部造型采用现代派风格，内厅设计为宫殿式样，座位达一千七百席，放映机和镜头使用德国蔡司公司最新产品，冷暖气选择了美国开利公司产品⑩ ，专门放映美国“派拉蒙”、“米高梅”、“雷电华”公司的进口影片。“大华”落成后，与“新都”、“国民”、“首都”被合称为“四大戏院”⑪。设备豪华的“新都”、“大华”的落成开业，立即冲击了早期建成的设备相对简陋的影剧院。有报道称“除了大华、新都、国民、首都四家之外，其他二三流电影院，都没有方法能长久靠电影来维持，所以如南京大戏院、明星大戏院，电影而外，大部分还要靠平剧来维持，南京后来便索性一直演平剧了”，“世界则以演新剧的时候多，倒是陶陶大戏院，长期演武侠片子，一般下层社会的男女，却趋之若鹜”⑫。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支持南京新闻界代表为慰劳前线抗日将士举行募捐公演，田汉创作出四幕话剧《卢沟桥》，邀请洪深、马彦祥联合导演。该剧从1937年8月9日起分别在“四大戏院”连演四天⑯，极大鼓舞了民国首都军民的抗战热情。公演结束三天后的8月15日，日军飞机便首次轰炸了南京。在南京失陷一个月前，《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各影院状况，直言道：“在此非常时期，国家多难，还有谁有心思去娱乐？所以首都的娱乐场所便一蹶不振”。并介绍道“首都的电影院，自从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的营业已受影响，后来敌机屡来肆虐，电影院无人问津，只有停业。”⑰停业后的影院，常被用作敌机空袭时市民临时避难的场所，“现在各电影院，于警报来时，就大开方便之门，容纳民众，入内暂避，如‘大华’、‘新都’、‘首都’等处，每次容纳的数量，约在千人左右”。文中提及个别戏院晚上演出京剧，尚能避开敌机轰炸，但观众“大都均系负伤战士，普通人去看的很少”。根据《南京晚报》报道，南京陷落的一个月前，在停业关闭的新都大戏院门前，悬挂着巨幅抗战宣传画，画面为“前方将士誓死抗战，后方民众努力捐输”⑱之情形；贡院街首都大戏院门前，也悬挂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别绘制的是《防毒》与《杀敌》⑲。这是通过报纸所能知晓的沦陷前夕南京两大影院的门前之景。
二、1938年的《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
南京陷落后市内各电影院的实际状况，在同时期中文报刊中仅有零星记录或可捡拾，但直接且较为完整的文献资料付之阙如。2018年笔者参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大塚英志（Otsuka Eiji）教授主持的共同研究，在与大塚英志教授对著名电影史学家牧野守(Makino Mamoru)先生收藏保存的战前电影资料做调查时，见到一份东宝电影公司派驻上海人员调查的《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的原件。该《报告书》调查时间为1938年8月，自南京屠城仅过数月，而且内容十分详尽，并附有多张照片，具有填补同时期断代史资料空缺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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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封面
该《报告书》为竖线稿纸对折后的简易线装，由封面、正文、照片三部分构成。封面使用印有“陆军”字样的红色竖线稿纸，写有“昭和十三年八月现在 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的毛笔字迹（图1）。另有“9/7提出”的钢笔字迹，应为提交日期。报告正文使用“日本堂制”可中间对折的蓝色竖线稿纸，内容为手写刻版后油印，全部正文共七页。正文后附有各电影院的照片原件，贴在与封面同类型的稿纸上。现存有“首都”、“国民”、“南京”、“民业”四家电影院及周边的六枚照片，另有新都大戏院的照片附页，但照片已脱落。照片附件上的文字说明均为钢笔手写。报告的正本可能曾提交给设在上海的日陆军报道部，但牧野守先生保存的这份也属于原件。该报告是牧野先生收藏的原东宝上海驻在员市川纲二（Ichikawa Koji）留下的“市川文件”的一部分⑳ 。从字迹上判断，报告的调查者和撰写者即为市川纲二本人。市川纲二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影戏剧专业，1936年起任P.C.L制作所总务课长，侵华战争爆发后，P.C.L合并为东宝电影公司（东宝映画株式会社）。市川纲二于1938年4月1日以东宝上海驻在员兼任陆军报道部嘱托的身份被派驻上海，直至1939年2月回国。但在市川来沪之前，东宝公司早已派出摄制人员来华，先后拍摄了纪录片《上海》《南京》。
至于该调查的目的，在报告书的说明中已有所透露，即在查清各电影院现状的基础上，为尽快恢复以中国观众为对象的电影放映，向军方提供具体可行的建议。但恢复放映的前提是取缔所有涉及抗日思想的中国影片，选择内容“正常”的“支那电影”以及“优良的日本电影、外国电影”放映，以起到宣传所谓东亚共荣的思想奴化的宣教作用，强化对电影院及电影放映的控制管理。
以下笔者将《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的全文译出。为保留原文语境，文中使用的“支那”、“事变”等历史性词汇均为按原文照译。
前记昭和十三年八月下旬的当下，虽开馆且收费上映的只有两馆，但随目前全市高涨的复兴态势的发展，以及逐渐回归的日本人、支那人及新来市民的增加，作为不可或缺的最为简易的娱乐形式，电影自应受到重用，对此应无赘述之必要。但即便现已营业的两馆，其一专门放映东宝、松竹、日活等日本电影，另一馆则每三、四日换片上映美国电影（皆为公映后已数年的旧片），且两馆观众层基本上都是日本人（约百分之九十五、六为军人），在南京的电影院里竟见不到一个支那人观众，实遗憾至极。究其原因，在各国电影观众层中成为中坚力量的所谓“知识阶层”因事变而减少，亦为其中一因。此外，对现居住此地的支那人而言，三十钱乃至八十钱的观影费太过高昂，且对于该阶层，上述电影未免高深，适用于内地的表现手法过于难解（与既往支那电影内容相比）等，亦为能想到之原因。作为当下之对策，可为低于一等或数等的此阶层人士，提供彼等可获得充分享乐的支那电影（内容正常者），让其通过电影自我教育，并逐渐诱导其观看优良的日本电影或外国电影，以从中所得见闻增长知识，理解为东洋永远之和平的共存共荣之实。对毫无预备知识者如抱过多期待，如同牵着马强迫其饮水。惟有隐忍且坚信，在今后几度星霜中以不懈之诱掖，使能获得成果。基于此种状况，应让当前关闭的第二流、第三流的剧场、影院尽快开馆，将适合的支那电影和比较平易的日本片、新闻片等合映，以服务于构成大众阶层的当下居住在南京的支那人群。事变前基本上以外国人或支那人名义经营的各影院，在占领该市后之今日，调查所得大致为如下结果。
调查依照如下各项分类：A剧场名 B座席数 C战前经营者 D所在地 E战前上映影片 F现状、所在地周边 G设备 H备考▲
《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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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首都大戏院
②（A）新都大戏院 （B）一五〇〇 （C）不详 （D）中山北路 （E）外国片首映（F）改称为东和剧场，由日本人经营，位于繁华的中心地区，已开馆放映东宝、松竹、日活等公司影片及各公司新闻片。（G）具备有声放映机、冷气设备，混凝土建筑 （H）内、外均无异常。属于一流的唯一现代常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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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国民大戏院
④（A）陶陶大戏院 （B）六〇〇 （D）二郎庙 （C）丁伯文 （E）支那片第三轮（F）木结构灰浆立面，基本无损坏，周围多有被毁房屋，现关闭中。 （G）设备不详（H）曲艺场规模的小剧场，因关闭中、管理者不在具体不详，据大门张贴的告示称，权益似属须藤理助氏。
⑤（A）明星大戏院 （B）七四〇 （C）陈振纲 （D）朱雀路 （E）二轮外国片、支那片（F）关闭中，位于支那下层居民街，似时时上演戏曲（支那），无放映机，管理人不在，据张贴的通告，此处权益亦属须藤理助。（G）相当陈旧的砖木结构平房，基本无损坏。
⑥（A）南京大戏院 （B）九六〇 （C）朱保如 （D）姚家巷 （E）第三轮上映、外国片、支那片 （F）关闭中，周围房屋多半毁或全毁 （G）备有无声放映机、电扇设备，砖木结构建筑 （H）目前附近空屋及空地用于军用马厩。
⑦（A）民业公司 （B）不详 站席及使用桌椅的座席 （C）不详（D）科巷 （E）不详 （F）砖木结构建筑相当破旧，内外均无破损处（仅指因事变造成），处于陋巷，周边多下层民众 （G）放映设备、电扇皆无 （H）似时时上演支那剧、话剧等。
⑧（A）城中大世界 （B）不详 （C）同上 （D）奇望街 （E）支那片三流以下（F）木建简易房屋，关闭中，周围多住简易住宅的难民，因管理者不在，其它不详。
⑨（A）世界大戏院 （B）九一八 （C）李大新 （D）中山北路 （E）支那片第二轮上映馆 （F）砖木结构灰浆立面二层建筑，关闭中。位于大路的稍进里处，不及主路显眼，但将来可与前述东和剧场等共同升级为一流馆，有望成为南京中坚常设馆发挥作用。目前有难民在馆内杂居，设备等不详。
此外，尚有事变前两三家剧场因事变烧毁或损毁至无法修复。所附照片说明（现存）：①首都大戏院（外观破损程度甚微）（附页见图2）②新都大戏院（改称东和剧场）③国民大戏院（当前上映外国电影旧片短期轮换）（照片见图3）⑥南京大戏院（照片见图4）⑦民业公司大戏院 其附近科巷（附页见图5）
三、中日文资料的互证与对勘
《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所披露的1938年8月前后各影院损毁程度、营业与否的状况，以及关于等级评定、适宜放映片种的具体建议等，均为其他资料所未见。其中尤为重要的证言，是当时已开映的两家电影院里，竟然没有一个中国观众。对于南京市民而言，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上，劫难后的生活秩序还远未恢复。
《报告书》中列于调查首位的首都大戏院尚有难民杂居，原有放映设备已不见。关于剧场正面“因事变有些微损毁”，所附两张照片显示，影院正面的水泥墙面上留有清晰的弹痕。除“首都”之外，报告里列在最后的世界大戏院也有难民杂居其中，但这里被建议将来可升级为一流影院使用，从后来实际情况看，此建议确被采纳。影院内外基本完好无损且已开馆营业的，只有“新都”和“国民”两家。陶陶大戏院的建筑基本无损坏，但“周边多有被毁房屋”；明星大戏院的建筑已陈旧，但也“基本无损坏”，此馆此前就已经以戏曲演出为主。上述两馆的管理人均“不在”，但大门所贴通告显示，两馆权益均已归属于“须藤理助”（Sudo Risuke）。须藤理助时任南京日本居留民会会长，等于宣告两馆被该会霸占。位于二郎庙的陶陶大戏院在被划出的“日人街”范围之内，但明星大戏院位于白下路南侧，可见以日本居留民会名义对部分商业设施的接管并未限于“日人街”内。南京大戏院的周边房屋多半毁或全毁，也反映出姚家巷一带房屋被毁较为严重，而且附近空屋被用于日军的马厩。关于科巷的民业公司和奇望街的城中大世界，《报告书》指其位于下层民众居住的陋巷，后者周边多为难民居住的简易住宅。
《报告书》对所调查的九家影院的大致归类为，“首都”、“新都”、“国民”为一流馆，“明星”、“世界”为二流馆，“陶陶”、“南京”为三流馆，“民业公司”、“城中大世界”则为最末等的三流以下。从后两馆的座位是“站席及使用桌椅的座席”的状况看，馆内使用的是中式传统戏院的桌椅式座席，而非影院式的成排座椅，这可能也是场馆主要用于京剧演出之故。
大华大戏院
“新都大戏院”在南京沦陷后被日军改名为“东和剧场”影院建筑上有 “東和劇場”、“松竹・日活・東宝映画封切場”字样
日军占领南京后，将城区中心最繁华的北起国府路（今长江路）、南到白下路、西起中正路（今中山南路）、东达铁道线路的街区，划为日本侨民的生活区与营业区，即“日人街”㉑ 。“新都”和“国民”均处于其中的商业繁华地段。在报告调查之际，新都大戏院已改名为东和剧场，成为日本电影专映馆，所附该馆照片的原件已脱落，但照片说明上标有“改名东和剧场”。同时，国民大戏院也有了中喜剧场这个新名称，它来自易主后的新经营者中山喜代造（Nakayama kiyozou）的名字。从所附照片上，能看到该馆顶悬挂的写有“中喜”招牌，门口处还挂有日文“电影常设馆”的标牌，当时每天放映库存美国旧片。《报告书》表明这两家电影院里的观众都是日本人，而且“百分之九十五、六”是日本军人，可见此两馆的开映目的主要是慰劳日军。关于见不到中国观众的现象，调查者分析其原因为南京“知识阶层”锐减、票价高昂、影片过于“高深”等原因，但这些都不过是调查者的主观推断而已。南京当地人的真实感受，断然是代表日方的调查者所不可能了解的。例如在孙俍仜所编《沦陷区惨状记》中的《沦陷后的南京》一文中，便转述了一名南京人对“中央与国民二家”㉒放映日本电影观感，“营业简直清淡得连半座都不到，因为稍有血性的国民谁愿意花了钱去受气呢。”㉓
《报告书》最后提到尚有两三家剧场“因事变而烧毁或损毁至无法修复”，这其中首先应该包括被烧毁的大华大戏院。南京大屠杀期间，驻南京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中有关于该馆被烧毁的记录，其中写到1938年“1月11日巡视了位于中正路45号的大华大戏院。除了有些玻璃和窗户被打破，戏院面临中正路的正面看上去完好。然而，绕到戏院的旁边。可以看到戏院被烧毁。舞台的塔台仍屹立着，但礼堂完全焚毁，礼堂的屋顶已塌下来”。在放映厅下面的门厅地板上，“散落着砸坏的蔡司·伊康放映机的碎片”，“也许它们是主要设备的一部分”。㉔而该影院使用的正是德国蔡司公司的伊康放映机。美使馆收到的关于大华焚毁的报告显示，“12月28日晚，大华大戏院被两旁已燃烧着的商店的火焰蔓延而焚毁，还看到着火的商店前面有日军的军用卡车和在一名军官指挥下的日本兵”。除“大华”之外，被毁的剧场还可举出曾改称中华大戏院的福利大戏院，据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屠杀辞典》可查，该戏院于1937年12月间遭日军损毁，损失相当于法币69165.78元，其中包括中华路被毁楼房及设备等 ㉕。
作为南京屠城后仅隔数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其所获信息具体全面。所附照片也证明《报告书》确为实地调查之所得，当无疑问。但如果将它和中国首部官修电影年鉴《中国电影年鉴 1934》所附的《全国电影放映院一览》㉖（以下简称《一览》）中的相关信息对照，便会发现《报告书》的部分数据有可能来源于此，或参考了同类数据。在此将《一览》中收录的南京电影院的信息整理如下：
表1 《全国电影放映院一览》所列南京电影院
名称 | 经理人 | 资本数 | 机器声别 | 座位数 | 院址 |
新都大戏院 | 300000元 | 有声 | 1500位* | 中山北路* | |
首都大戏院 | 张复予* | 210000元 | Simplet(x) | 1358位* | 贡院街* |
国民大戏院 | 顾祖荣* | 133000元 | R.C.A | 1215位* | 杨公井* |
世界大戏院 | 李大深* | 50000元 | 发放机放映机等 | 918位* | 中山北路* |
陶陶大戏院 | 丁伯文* | 35000元 | 德国制柴油引擎 | 600位* | 二郎庙* |
明星大戏院 | 陈振纲* | 15000元 | 百代机装四达通声机 | 740位* | 朱雀路* |
*光华大戏院 | 陈瑞浩 | 6000元 | 发电机 依卡放映机 | 800位 | |
南京大戏院 | 朱保如* | 10000元 | 最新式发电机 | 960位* | 姚家巷* |
民业公司 | 杨翅腾 | 德机 | 500位 | 科巷* | |
城中大世界 | 汤寿丞 | 400位 | 奇望街* | ||
*中央电影分院 | 陈扶风 | 1700元 | 德机 有代机 | 420位 | |
*皇后大戏院 | 王铮 | 5000元 | 柴油引擎 | 550位 | |
*石头露天影戏院 | 第一公园 |
表1中的“经理人”、“座位数”、“院址”三项中由笔者加入*的部分，全部与《报告书》的同项记载相一致。仅有世界大戏院的经理人“李大深”在《报告书》中写为“李大新”这一处细微差异。《一览》中标出地址的影院均出现在《报告书》里，相反，其地址空缺的“光华”等四家影院（笔者在其名称前加*）在《报告书》里便未见出现。这可解释为《一览》中未标出地址的，便没有被《报告书》作为调查对象。而新都大戏院的经理人在两者中均空缺，有资料记载其名为张浦还㉗。另有两家主流影院，即大华大戏院和中央大舞台均不见于《一览》与《报告书》。由于《一览》的调查时间为1934年，落成于1936年春和1937年春节的大华大戏院、中央大舞台自然不可能在其统计之列。但《报告书》中没有列入中央大舞台，却难以找出其它合理解释，这似乎也能佐证《报告书》的调查对象依据《一览》所选取，因此才漏掉了中央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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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南京大戏院
根据《报告书》所附照片说明上标出的与正文相对应的编号判断，文件中原本应有全部调查影院的照片，但目前仅存①首都、③国民、⑥南京、⑦民业公司等四馆的照片共六枚。“首都”与“国民”的照片前文已提及，不再赘述。所附南京大戏院的照片显示，该馆为砖木结构两层建筑（图4）。《报告书》称该馆周围房屋多半毁或全毁，从照片可见该馆大门紧闭，其相邻店铺也处于停业状态。南京大戏院开幕于1929年2月㉘ ，位置与首都大戏院相距较近，是少有的名称未见变更的一家影院。民业公司共有两张照片，一张为该馆正面，为三层建筑，入口处挂有戏曲《天河配》的广告。另一张为其相邻的科巷街口，照片上能看到身穿军服的日本军人（图5）。民业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娱乐场，1930年9月15日开张，开业时一二层为商场、三层为游艺场和电影场㉙。该公司的电影场在南京陷落之后一直未见复业，其所在的科巷曾有多处慰安所，在其相邻的利济巷2号原日军“冬云慰安所”旧址，现设有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据束有春著《江南戏曲文物研究》所附“南京地区已经不存的戏曲文物建筑”所记，民业公司的建筑在抗战时期即被拆除㉚ ，那么图5的照片很可能就是这家影戏院的最后的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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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民业公司大戏院
四、中华电影公司的直营馆与发行馆
南京伪维新政府于1938年8月1日创办了机关报《南京新报》，创刊号的《戏剧栏》广告页即刊出了“首都”、“世界”、“国民”及中央大舞台大戏等十一家影戏院、茶社、游艺场的演出广告，但绝大部分场馆的演出均为传统戏曲、曲艺，因此与《报告书》中“开馆且收费上映的只有两馆”的“电影常设馆”的状况并无矛盾。广告中的国民大戏院是唯一放映电影的场馆，上映的是美国电影《雪山遇险》（Paradise for Three,1938），每日三场，票价“每位三角、幼童一角、军人二角” ㉛。须注意此处的“军人”仅指日本军人。该馆广告特意宣传“译有详细中文字幕”，可见其有意招揽中国观众前往观看，但并未奏效。而被改称东和剧场、专映日本片的“新都”几乎从未在《南京新报》刊登广告，这也间接证明，“新都”自恢复营业后便以服务于日本军人和侨民为主。
1938年8月27日《南京新报》还报道了一次由“军特务部”安排的“开映娱乐电影”的活动，8月24日至26日分别在“首都”、“国民”、“世界”三馆轮流放映“由沪携带电影”，供市民免费观看。报道宣称“连日市民前往观者，达千人以上，为事变来，电影院第一次之盛况”。㉜从时间上判断，这次活动很可能与市川纲二被派往南京做关于影院状况调查之事相关。《新申报》是由日陆军报道部资助在上海发行的中文报，主要传达日伪声音，积极配合军方宣传。该报曾于1938年9月1日刊出《秋高气爽及时行乐 举行电影大会 军特务部慰安民众》的报道，据此可知所放映的影片为日本“朝日”、“读卖”、“同盟”三大新闻社摄制的新闻片，外加一部中国影片，“全片映完约三小时”，每天循环放映，免费观看㉝。但从《南京新报》称“连日”观者“达千人以上”判断，实际入场人数并不多。因为“首都”、“国民”的座位都在千人以上，若连日循环放映的观者仅如此人数，平均场次上座率之低便可想而知。这种动员式的免费电影观看活动，依然难以让普通市民从心理上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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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報》1938年11月9日第7版首都大戏院开幕广告
为吸引南京市民进入影院，日伪当局千方百计地设法让夫子庙商业圈的首都大戏院恢复影片上映。《南京新报》在1938年11月4日起连日刊出广告，预告“夫子庙素负盛名的首都大戏院又开始放映了！”影院“比前愈加考究，刻正整理内部” ㉞。1938年11月15日起，该馆开映“满映”故事片《万里寻母》。从《南京新报》广告可知，馆方事先发放了观看券，并将15至18日定为“特别招待日”，“奉送观看不取分文”㉟。23日起又开始上映三一公司出品的《到上海去》（1933），仍然是免费观看。直至1938年12月1日放映“满映”故事片《七巧图》时，才算正式营业，购票入场。此日另“加映世界新闻短片”，每日三场，票价为二楼四角、三楼二角、楼下一角㊱。为招揽各阶层的普通市民前往观影，影院方面可谓大费心机。
关于首都大戏院的复映，《新申报》宣称“南京夫子庙首都大戏院，乃京市第一高尚娱乐之电影院，建筑宏伟，内部设备尤为新奇，兹悉该院主人池村照信，以京市百政维新，民众娱乐之高尚电影事业，实为念切必要之图，日前曾呈请当局，进行首都大戏院开幕” ㊲。报道所透露的首都大戏院的新主人池村照信，原为上海东和剧场的经营者，经军方授意成为“新都”和“首都”的新主。中华电影公司成立后，他曾担任巡回放映部外务处主任，后参与了对大华大戏院的修缮投资。
1939年2月19日春节当天，位于四象桥的明星大戏院经过整修后开映，当日放映的影片为联华影业公司的旧片《无愁君子》，每日四场，票价为一角五分、一角㊳，仅相当于国民大戏院同时期票价的一半。春节过后，《新申报》再推出《市内各电影院均次第复业》的报道：“京市影戏院，过去以大华、新都为最著名，事变后，除中正路大华被毁及蔡家花园京华小影戏院，未复业外，余如中山北路之新都（即现在之东和剧场），杨公井之国民，夫子庙之首都，四象桥之明星，延龄巷之陶陶（明星、陶陶均为小戏院）均已次第复业，新都专映日本影片，国民专映美洲片，首都初演时为满洲片，现在则完全改为中国片，因票价较低营业颇发达，其余如明星陶陶等一般小电影院，均映神怪旧片（如《火烧红莲寺》等）”㊴这里有意将美国片称为“美洲片”，既避开提及美国，又抬高了与之并列的伪满影片的地位。据此文可知，“明星”、“陶陶”两馆此时也恢复放映国产旧片。综合判断，在1939年春节前后当地居民观看电影的人数终于有所增加。
1939年5月15日，伪维新政府宣传局长孔宪铿给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的签呈中，包括一份日方主导的会议上制定的《在华电影政策实施计划》，表示“宣传国策为刻下之急务”，为此要设立中、日、满合资的电影公司㊵。1939年6月27日，由伪维新政府、“满映”、日本电影公司共同出资创办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在中山路东亚俱乐部礼堂召开成立大会，由川喜多长政（Kawakita Nagamasa）出任专务理事，其总部设在上海江西路的汉弥尔登大楼。该公司对华中、华南沦陷区的中外电影发行实施一元化的垄断式管理，并拍摄中日文版的新闻纪录片在华发行。对于南京电影业而言，中华电影公司的控制和管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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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从军》上映广告
《南京新报》， 1939.8.18
中华电影公司成立后，选择了新华影业公司的《木兰从军》作为其首部发行影片，并特意选在南京首映。对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任职于此的清水晶(Simizu Akira)在《上海租界电影私史》中回顾，该公司“作为中国电影的发行第一号，决定自七月十七日起在南京中华大戏院做《木兰从军》的特别公映㊶。但查阅《南京新报》可知，清水晶记录的日期和地点均不准确。事实是1939年8月17日起在东和剧场，作为“中华电影公司初次大贡献”㊷上映了《木兰从军》。对此，同日见于《新申报》的《木兰从军巨片 今起在京献影》的消息也能提供佐证㊸。已成为日本电影专映馆的东和剧场上映中国影片，这是仅有的一次例外，其原因概与“中影”将其南京支社设于东和剧场内有关。东和剧场上映《木兰从军》的票价为楼上一元、楼下五角，“军人”二角，对中国观众来说票价极其昂贵。而清水晶所误指的“南京中华大戏院”又是哪座电影院？须留意的是，它并非是前文介绍的已毁于战火的中华大戏院（福利大戏院改称），而是指当年的首都大戏院。“中影”创立后，随即将首都大戏院作为其直营馆，并自1940年元旦起将其更名为“中华大戏院”㊹。清水晶所指的便是此处。1940年1月8日，世界大戏院也作为“中影”直营馆恢复放映，首映影片为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琵琶记》，每日三场，票价为二角、三角㊺。
由日本电影杂志协会编纂的《昭和十八年 电影年鉴》（『昭和十八年 映画年鑑』）中，有关于“中影”在华事业的全面介绍，称其自设立后在华中、华南占领地区竭力布设发行网，截至1943年1月，在华中地区和汉口、广州等地所辖17个“直营馆”㊼。其中“中南支电影院录（昭和18年2月现在）”㊽所列的“直营馆”中，南京有如下三馆：
表2排在首位的“南京中华大戏院”即由首都大戏院更名的“中华大戏院”，冠以“南京”应为与其它城市同名影院区别。表中末位的“新中央大戏院”应为新街口淮海路的原中央大舞台的改称，有资料显示1941年10月4日，“中央大舞台由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并改称新中央大舞台”㊾。除上述三馆为“直营馆”外，另有四家南京影院被列入“中影”的“发行馆”名单，同样照译并列表如下：
表3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馆
“中影”的直营馆和发行馆，代表了日伪当局对南京的重点电影专映馆的控制格局。这样的发行放映网确定之后，三流以下的影剧院被进一步边缘化，直至被挤出电影放映市场，只能依靠舞台演出谋求生路。“中影”发行的中外影片，都要经过日陆军报道部、上海宪兵队、领事馆警察组成的日方审查机构的严格审查，带有抗日宣传色彩的国产影片都被严格查封取缔。但即便如此，沦陷时期在南京电影院上映的影片种类，其构成依然十分复杂，可分为七八个类别之多。其中包括“满映”摄制的影片，“孤岛”时期上海各影业公司的出品影片，“中联”摄制的影片，“中影”摄制出品的新闻纪录片，被认为不涉及抗日内容的部分战前拍摄的国产影片，影院库存并通过审查的美国影片，由“中影”发行的德国、意大利的影片，日本各电影公司拍摄的故事片、新闻纪录片等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陷落后的南京，电影作为日伪当局的奴化殖民政策的宣传工具，甚至是思想战的武器而受到关注和重视。
结 语
南京市档案收藏的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中，收有“大华”、“国民”两馆经理呈请发还产权的呈文，均陈述自南京沦陷敌手，“财产被占，营业被夺，拆移机件恣意蹂躏，负责人等避难各方，隐忍退避所受痛苦八年于兹。”当时国民的经理、也是大华股东之一的顾祖荣已于1942年病故，因此国民的院务暂由大华的董事兼经理司徒英铨代行。此外“新都”、“首都”也均提请政府发还产权，“四大戏院”终于在1946年12月16日收回产权，共同组建“南京影院公司”并恢复营业。
《南京价格志》中《民国36（1947）年影剧票价表
德基广场二期的胜利电影院（原新都大戏院）“门脸”
2014年修缮并恢复原貌的“首都大戏院”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南京价格志》中录有南京《民国36年（1947）影剧价格表》，其中被列为电影票价统计对象的影院，计有“大华、新都、首都、国民、中央、世界、大光明” 共七家，可以认为，这里已集结了抗战胜利后南京最有代表性的电影院。而这七家影院，正好与“中影”的直营馆和发行馆完全对应。表3中的“新世界大戏院”在南京光复后恢复了“大光明”的旧称。而同一表中被列为京剧票价统计的是“明星、南京”，即曾在《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中出现的明星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可见这两馆仍继续用于戏曲演出。两年之后的1949年7月19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指令对南京影剧院进行全面清册与登记时，记录在案的“全市专业电影院共计7处”，其中“新都”、“首都”、“国民”、“大华”四家曾为“国民党政府公营影院”，其余的“大光明”、“世界”、“新亚”三家为“独资或合资创办” 。这七家专业影院的名单与此前相比的唯一变化，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亚大戏院（位于朱雀路刘公祠）暂时替代了中央大舞台。沦陷时期固定下来的重点影院的分布格局不仅延续到战后，甚至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延存至“文革”结束之后。
注：本论文介绍、翻译的重点资料为牧野守先生提供，大塚英志教授协助调查，特此致谢。
注释
①消息.南京影业近况[J].青青电影，1940，5(27):2.② 参见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③徐沁逸.沦陷后南京电影院放映业记略（1938-1940）[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5): 76-81.另有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王蒙《沦陷时期南京电影放映业研究 1938-1945》（2017）与本文所论主题与时期相同 ，参见王蒙. 沦陷时期南京电影放映业研究（1938- 1945）[D].南京艺术学院,2017.④秦剛.資料翻刻 南京映画常設館状況報告書[A].大塚英志.TOBIO Critiques #4 東アジアまんがアニメーション研究[C].東京：太田出版,2020:35-39.⑤消息.电影事业在南京[N].世界晨报,1937-7-19.⑥任瘦秋.新都之电影事业[N].时事新报,1929-6-29.⑦参见唐琼相.首都电影院事业概况报告[N].电影与播音月刊,1947,5(17).⑧参见陶旻翰.异军突起的早期南京电影院（1928-1929）[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5):62-70。⑨参见消息.新都大戏院开幕盛况[N].中央日报,1935-6-29.⑩参见消息.大华大戏院巡礼[N].中央日报，1936-5-18.⑪参见铜鼎.首都影院大事 四大戏院合并[J].星华,1936,1(7).⑫冷眼.再杂谈南京电影院[N].南京晚报,1936-7-13.⑬消息.《密电码》开始公映[N].中央日报,1937-2-15.⑭消息.《密电码》在京公映花絮[N].时报,1937-3-14.
⑮曙山.观剧有感[N].时事新报,1937-2-22.
⑯参见广告.《卢沟桥》广告[N].中央日报,1937-8-9.
⑰消息.电影·平剧·清唱 娱乐界最近情形[N].南京晚报.1937-11-7.
⑱消息.写真版[N].南京晚报,1937-11-12.
⑲参见消息.夫子庙夜景[N].南京晚报,1937-11-19.
⑳关于牧野守所藏“市川文件”，可参照大塚英志.手塚治虫と戦時下メディア理論 文化工作・記録映画・機械芸術[M].東京: 星海社,2018: 33-100.
㉑参见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86.㉒ “中央与国民”应指中央大舞台与国民大戏院，这说明中央大舞台在1938年底之前可能也放映过日本影片。㉓参见佚名.沦陷后的南京[A].孙俍仜编.沦陷区惨状记・第八册（1938年10月20日-12月29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另可参见马振犊、林宇梅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4：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39.㉔参见（美）陆束屏编. 陆束屏译.忍辱负重的使命：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劫后的社会状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213.㉕参见朱成山编.南京大屠杀辞典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1033-1034.㉖参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中国电影年鉴 1934(影印本)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884-885.㉗参见消息.南京电影院当局[N].社会日报,1939-5-15.㉘参见振纲.近十年来南京电影院的起落（中）[N].中央日报,1936-6-6.㉙参见消息.南京民业公司开幕[N].申报,1930-9-9.㉚参见束有春.江南戏曲文物研究[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413.㉛广告.国民大戏院广告[N].南京新报,1938-8-1.㉜消息.开映娱乐电影 今在世界大戏院[N].南京新报,1938-8-27.㉝参见消息.秋高气爽及时行乐 举行电影大会 军特务部慰安民众[N].南京新报，1938-9-1.㉞广告.首都大戏院广告[N].南京新报,1938-11-4.㉟广告.首都大戏院广告[N].南京新报,1938-11-9.㊱参见广告.首都大戏院广告[N].南京新报,1938-12-1.㊲参见消息.京首都大戏院定十五日开幕[N].新申报,1938-11-13.㊳参见广告.明星大戏院广告[N].南京新报,1939-2-19.㊴消息.市内各电影院均次第复业[N].新申报,1939-3-9.
㊵参见陈捷.沦陷电影的源起:“中华电影公司”探究[J].当代电影,2014(07):67-75.
㊶参见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 東京：新潮社,1995:70.㊷参见广告.东和剧场广告[N].南京新报,1939-8-17.
㊸参见消息.木兰从军巨片 今起在京献影[N].新申报,1939.
㊹参见广告.中华大戏院广告[N].南京新报,1940-1-1.
㊺参见广告.世界大戏院广告[N].南京新报,1940-1-8.
㊻广告.首都最堂皇影戏院 大华戏院明日揭幕[N].新申报,1942-5-16.
㊼日本映畫雜誌協會編.昭和十八年 映畫年鑑[M].東京:日本映畫雜誌協會,1943:671.
㊽日本映畫雜誌協會編.昭和十八年 映畫年鑑[M].東京:日本映畫雜誌協會,1943:667.
㊾陈智.《农人之春》逸史[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244.㊿濮小南.十里秦淮桥道志[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93.[51]濮小南.十里秦淮桥道志[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100.[52]《南京辞典》编纂委员会.南京辞典[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553.・原文刊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10期，此次推送略有修改。・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源于网络。作者简介
秦刚，吉林长春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日本大众文化研究等。著有《捕风者宫崎骏 动画电影的深度》（三联书店2015）、译有芥川龙之介《河童》、堀田善卫《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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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八年史》（1937年12月13日～1945年9月9日）增订版、上下册
经盛鸿
《南京1937:血战危城》
[丹麦]何铭生（Christian Wolmar）季大方 / 毛凡宇 / 魏丽萍 译
《国家公祭：解读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资料集①》
朱成山 / 朱同芳 主编
《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址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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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日]堀田善卫秦刚 译
『現代歴史学と南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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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OIO Critiques＃4 東アジアまんかアニメーショ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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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時下の大衆文化：統制・拡張・東アジ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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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电影关系史（1920～1945）》
晏妮汪晓志 / 胡连成 译
《“满映”与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殖民化电影研究：以导演和作品为中心》
王艳华
『「帝国」と「祖国」のはざま：植民地期台湾映画人の交渉と越境』
[日] 三澤真美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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